2015 年參訪完歐洲的生態村後,我們興致勃勃地回到台灣分享、推廣。我們組織過共食、輪流育兒、共同生活等各種嘗試。
但經過了四、五年的拉扯,我發現朋友好像越來越少,而我們在別人口中,不知不覺變成了一直想把小孩丟給別人照顧的失格家長。
也許是吧,但我們之所以這麼做的原因,是希望在被磨光所有耐性,對孩子造成情緒傷害之前,給自己一個冷靜下來的空檔。
那是在兩個人無止盡替手的疲憊育兒裡,唯一有機會能擠出 2 到 4 個小時的喘息空間。
有人說,我們只是一直叫別人幫忙,卻沒有給予對等的回饋。
我們當然想回饋啊!但能不能先讓育兒的父母活下去?等小孩稍微長大一點,我們能回饋、能協助的事情真的太多了。
事實上,在我們去過的所有國外生態村裡,有三歲以下幼兒的父母,是不用分擔社群裡其他勞動工作的 — 因為他們當時最重要的任務,就是把未來的希望(孩子)好好照顧好。
我們有多少餘裕感,就能對孩子有多少耐心。
那幾年,兩個人無止盡地輪流照顧孩子,讓我們瀕臨崩潰。每次開口求助被拒絕,我都覺得自己很丟臉,覺得自己連個孩子都照顧不好,進而更不敢向外界開口。
我甚至覺得在這個社會裡生了小孩,好像就變成了次等公民,大家避之唯恐不及;如果又沒有住在原生家庭附近,根本沒有人能接住你。
直到 2024 年在 Pun Pun ,有時間慢下來,好好地梳理,我才終於想清楚一件事:我們對孩子失去耐心,不是因為我們不夠愛他,而是我們缺乏「餘裕感」。
身為幼兒的父母,我們完全沒有時間上的餘裕,隨時要解決糾紛、滿足需求,情緒早已過勞。而身邊的朋友也都在各自的生活與工作裡被資本主義追著跑,大家在經濟與時間上都毫無餘裕時,怎麼可能有心力接住別人的孩子?
被拒絕是再正常不過的事。只是當時的我,內心默默累積了太多對社群的失望與不信任。
當孩子走進生態村,奇蹟就發生在「餘裕」出現的那一刻。
後來,我們硬撐了幾年。想辦法送孩子去學校,又拉扯著希望孩子能更不被體制壓垮,於是選擇了自學;同時間我們要開課、建設基地,甚至經歷了海葵颱風把基地打趴、想辦法把基地建設回來的過程。
這八年的時間,我們一直勉強著自己。


直到 2024 年,我們帶著 13 位夥伴與 3 個孩子,一起飛到了泰國 Pun Pun。
在那裡,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光景:
孩子們玩土累了,就直接跳進水池裡泡水,順手摘一顆池邊的椰子來喝;大人在旁邊踩土磚、學料理、聊生活,隨時有人順便幫忙看顧一下孩子。沒有緊繃的行程,沒有一定要完成的作業,只有大人與小孩各自自在舒展的空間。
特別是在 Pun Pun 看著那些在生態社群裡自然長大的孩子——他們眼神裡的自信、對大自然的熟稔、對人的信任感——我深深體會到: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父母,而是一個充滿支持與餘裕的環境。
在那裡,因為工作的重量被眾人分擔,大人的時間與心情鬆開了,餘裕感出來了,我們對孩子的耐心與愛,自然而然就流動了起來。
我發現自己,終於可以重新開始相信社群,也重新找回了做父母的從容。
重新理解「一整座村落」
我後來明白,村落不是一個浪漫名詞,也不是要求每個人無限付出。它是一組需要時間建立的關係:人們知道彼此能提供什麼、需要什麼,有清楚的界線,也願意在必要時互相接住。
家庭韌性從來不只取決於家裡存了多少東西,也取決於周圍有沒有能一起照顧、分工、休息與重新站起來的人。
